倪正茂原苍南县金乡镇人。现定居上海。
１９５４年毕业于平阳二中，１９５７年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，１９９７年起为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，兼上海社会科学院生命法研究中心主任。
数十年来，他笔耕不辍。已发表的专著主要有《科技法学原理》、《法哲学经纬》、《科技法学导论》、《隋律研究》等。此外还有不少合著、译著及论文３００余篇。
作为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或以为他准有一副严肃的冷冰冰的面孔。实际上他的性格乐观、开朗、幽默，喜欢说笑。而且他为文也“特别注重赋予严谨的学术著作以活泼的文风和生动的语言”。从他８０年代送给我的《逻辑与写作》、《逻辑漫话》等普及读物中更看出这点。他的论文，既“结构严谨”又似“行云流水”。
他虽毕业于名牌大学，但他考入复旦后，正逢“反右 ”及大跃进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，他的成才主要靠自学。许多有关的重要著作都要认真研读，连《鲁迅全集》，都通读了两遍。有段时间，勤奋到简直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程度。据我所知，多年来，他著书立说没用电脑，而是一笔一画手写出来，还要修改、重抄。其工作量可想而知。好在他写作和讲话一样，很流畅。
生活上，他家即使在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之后，也还是保持了简朴的习惯。有次，我去上海有事找他，他正在伏案疾书。那段时间，他妻子去美国女儿家，他家冰箱里竟空空的。按经济条件，他完全可以请我到外面吃一顿，但我有过一点体验，当写作进入一种良好的状态、特别顺手时，最吝啬的是时间。于是我主动提出煮光面吃。当然这只是一个“特例”。
我感到，不断进取、永不停息是他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面。记得有人说过，世上有两种山，一种是自然界的山，一种是心中的山。因为要攀登心中的山，才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。俗语说，“心比天高”，心中的山没有顶峰。小溪的水，流向大海，因为义无反顾；人生的路，走向成功在于锲而不舍。倪正茂先生说，他最信奉的格言是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。这并非是不假思索的随意套话。他这样说，也正是这样做。他不畏艰险，奋发跋涉，努力攀登心中的那座“山”。
他秉性刚直，敢说真话。“文革”中曾被隔离审查半年，处理结论为“严重政治错误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已予平反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他积极投身实践，参加社会调查，对局部的司法不公、吏治腐败现象，直言揭露，有力抨击，不讲情面，不计安危，同时努力探索改进之道，认真献计献策。他现在是上海市政协常委，九山学社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。在九山学社、政协和本单位都享有良好的政治声誉，同时在学术研究中，表现了无畏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不拘囿前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，敢于对某些过时的观点提出不同的见解，在学术界也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。
他是在考入复旦后，才全家搬迁上海。可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温州度过的。虽然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很少来温州，但对温州的经济建设十分关注。他被聘为浙江省驻沪企业协会温州工作委员会唯一的法律顾问。曾向温州在沪的企业家讲授法律知识。 岁月匆匆，几十年来，他回故乡的次数极少。有一次是他父亲在上海去世后，他遵照他父亲的遗嘱，来到故乡将他父亲的骨灰安葬。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他惊喜，令他感叹：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
不久前，倪正茂先生又将他母亲的骨灰送回故乡。顺便送我一本９０万字的《法哲学经纬》。在这里，我想引一段“后记”中的文字，以便了解他写作的甘苦。他在后记中写道：“病后提笔写这后记时，第一次竟不经意地写成了‘后悸’。当时的潜意识想来是十分复杂的：打掉近３０余年的午睡习惯，每天披星戴月泼墨挥毫连续作战半年有余，待为全书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，本就单薄的敝体已是形销骨立、面黄肌瘦、心急气短了，也许再战苦干时日，就是呜呼哀哉之时矣，此其一。其二，本拟写成６０万字的书稿，杀青时，３００格的稿子竟达２６００页，堆在案头一尺挂零，印出来定在８５万字以上……比一百个老太婆的裹脚布还长，读者岂不会‘敬鬼神而远之’？读者是作者的上帝，上帝走了，还有《法哲学经纬》的立足地么？其三，与出版社曾有一份合同，字数规定在６０万字以下，现在违约‘超编’如此严重 ……此外还有：假定出版社惠予放行，而且有偏爱法哲学或偏爱倪某竟不惜宝贵的生命，费时耗力卒读全书者，那么鄙人所得者是破口大骂、鄙夷一哂还是竟然苟同以至垂青？总而言之是七上八下心中无数而写毕即深深‘后悸’了。”
看了这也许有点夸张的“后记”，我这个局外人，也不由得不感叹，像这样的学术性著作，写作与出版都是很不容易的。也只有像他这样勤奋的不计个人物质利益的人，才能为法哲学的研究工作，竭尽全力，笔耕不辍。